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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7-24 | 加斯米纳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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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1992年至1995年,波斯尼亚—黑塞哥维那(以下简称波-黑)地区爆发了二战以后欧洲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。谋求独立的波-黑穆斯林居民被屠杀、劫掠、有组织的强奸。在欧洲各国的联合干预下,当地的人权危机得以缓解。1999年,人道主义悲剧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重新上演,同样实在欧洲各国的联合干预下才得以解决。

    事后,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组建了“前南斯拉夫地区特别法庭”以惩处那些反人类的施暴者。

    时光流逝,主要的战犯先后落网。上周五,波-黑地区最大的战犯,前波-黑塞尔维亚族的领导人卡拉季奇就逮,至此,正义得以最终伸张!

    下文选自美国有线新闻网。译笔粗劣,烦请见谅。

   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愤怒的朋友们

 

    为了避免给孩子带来麻烦,加斯米纳(Jasmina)请求有线新闻网(CNN)的记者不要写出她的姓氏。她今年三十五岁,但是看上去明显老于实际年龄。

    战争爆发那年,她才十九岁。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,一个是刚会走路的男孩儿,另一个是襁褓中的女孩儿——对她来说就像两件玩具。她梦想将来能成为经济学家,而且根本不相信战争会爆发。

    她住在波斯尼亚东北部的Bijeljina城,离塞尔维亚边境很近。1992年4月,塞尔维亚军队占领了这里,随即,针对当地穆斯林居民的残忍的“种族清洗”行动开始了,杀戮、拷打、恐吓……

    “夜里,很对家族整个地消失了,有的人家的尸体被扔在自家的花园里,有的人家就什么也没有了”加斯米纳说。“头一天,我的家族就被打击了。我妈妈失踪了,再也没找到她。”

    极端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——后来以反人类罪被国际法庭起诉了——冲入了加斯米纳家,他们洗劫了一阵子,没有发现武器,就抢走了贵重物品,然后殴打了她丈夫并且抓走了他。

    “接着,他们开始打我,我被打晕了。醒来后,我发现自己浑身是血、一丝不挂,我的小姨子在旁边,也是满身鲜血、一丝不挂。我知道我们俩已经被强暴了……”

    在房间的一角,她婆婆搂着她的孩子哭泣。——姑嫂两个是当着孩子的面被强奸的!!!!!

    “后来,他们把我们关在了自己家里。凄惨的日子开始了——我一生中最凄惨的日子。我们每天都会被奸污,有时候是在家里,当着孩子的面;也有时候是先被他们带到前线的战壕里,被士兵们轮奸,然后再回到家里……”

    加斯米纳仍然记得,还有另外十个妇女和她们一起被强暴。

    “我的身体被折磨得很差,有时候我难受得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出来了。但是这些人一点怜悯心都没有,他们仍然每天强暴我,先是交给前线的士兵们,然后再回到家里…… 我请求他们杀了我——这是我和他们说过的唯一的话。他们哈哈大笑‘我们不想让你死’”

    “有一次在前线,一个塞尔维亚女兵用瓶子虐待我……”(以下内容过于残忍,在下我实不忍译,故略去约三十字)

    “这日子持续了一年,很多妇女死了。”加斯米纳说。

    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调查,从1992年到1994年,在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地区,上万名妇女被强奸。 当地的塞尔维亚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    上星期,在逃亡了十几年之后,卡拉季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辆公共汽车里被抓获了。他面临着前南斯拉夫地区国际刑事法庭的战争罪指控。该法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强奸犯罪列为反人类罪!该法庭确认,强奸行为“被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武装人员用作执行恐怖政策的手段”

    1993年,加斯米纳的痛苦减轻了。一个塞尔维亚老人来到关押她的房子里,他是加斯米纳父母的朋友。他告诉塞族的武装人员,他要把她买去做妓女。等到了汽车里,他告诉加斯米纳是来救她的。“这是我对你父母应尽的职责”。他开车带着加斯米纳和她的孩子到了前线,给了站岗的塞族士兵些钱,然后指明了去波斯尼亚穆斯林族阵地的道路,“向前走吧,你自由了”

    她们到了位于Tuzla.城的难民救助站。

    “我太虚弱了,我的体重只有45公斤,我领着孩子走了一公里来到了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地区。”她虽然安全了,但是伤痕累累,“我觉得没脸见人,我想死。我没有力量照顾孩子了,给别人吧。”

    很快,医生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。“他们发现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,而我根本不知道。流产已经太晚了,但是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”

    妇科医生希望加斯米纳能够生下这孩子,然后交给被人领养,因为流产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但是对她来说,别无选择。“我不想听这件事,根本不想听。” 医生最后决定为她做流产手术,这是非常危险的,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。她的手术成功了,但是当天的另外一台手术失败了,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死了。

    加斯米纳仍在接受妇科治疗。

    几个月后,她丈夫也逃到了这个难民营。和他一起逃出来的另一个人路上被地雷炸死了。

    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,我甚至不清楚我究竟是希望他活着还是死去。我相信他什么都知道了,所以对我来说,一切都很难。”加斯米纳说。“我想,他会带着孩子离开我。但是他说他自己也经历了很多恐怖的事情,所以他不想在谈论这些了。”

    然而,加斯米纳仍然不敢看她丈夫的眼睛。她也无法和医生谈论这些事。1995年,她试图自杀,后来她又试了两次。

    “我好不了了,”她说,相信是真主让她活下来的。

    2001年以来,她全家住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一所公寓里。

    现在,她的梦想都是关于孩子的,她觉得给孩子们提供稳定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。但是她知道这是很难的,因为她不知道她会不会从现在住的地方被赶出去。

    这不是她的房子——根据在美国调停下制定的停战协定的附件规定,所有财产都必须回到其合法所有者手中。

    协定中也规定,所有难民和离开家园的人都可以回去。——国际移民组织发现,战争期间有一半的人离开了家园。协定也准许重建多民族混居的社区——战前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已经和平相处了几个世纪。

    负责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驻波黑高级代表办公室认为,所有财产都必须归还原主。但是谁也说不清楚有多少人想回去,又有多少人已经卖掉了房子背井离乡,就象加斯米纳她们一样。

    塞尔维亚的好战分子们正是要进行这种“种族清洗”

    2006年9月,波-黑方面颁布法律,要求给战争期间的性虐待受害者提供住房。但是来自人权和难民事务部的消息表明,该法没有确定执行者,目前也没有哪个部门在做这件事。

    这期间,有官员要求加斯米纳回Bijeljina和婆婆同住,她婆婆刚刚重建了住宅。但是她绝不想回到那里——那是她的恶梦开始的地方,而且,她家里的39个亲人死在那里。

    其他妇女也有同样的恐惧。

    Alisa Muratcaus是设在萨拉热窝的“集中营幸存者协会”的主席,她们对一千二百名向加斯米纳这样情况的妇女提供住房和其他帮助——其中的一百五十名妇女被轮奸过。

    “我们这里的许多成员(受害者)都得面对是否回到故乡的问题。很多人在心理上是不想回到那些让她们遭受了巨大伤害的地区的。”

    “还没有受害妇女回到她们战前居住过的地方。那些残害过她们的战争罪犯们仍然自由地住在那里,让这些妇女回去是不道德的,甚至是没人性的!”

    加斯米纳住的是萨拉热窝市政府的房子,官员们说他们没有打算轰她走,人权和难民事务部也没有这方面的指令。

    人权和难民事务部的官员Saliha Djuderija告诉记者,她理解受害妇女不敢回到她们被残害过的地方,同时,她的部门正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。

    过去两年里,有十几受害妇女得到了住房。——缺乏资金制约了这计划的实施。 而且,住房是优先给与那些能够在法庭上指证施暴者的妇女的。加斯米纳不在名单之列,她的案子还没有开始审理。

    加斯米纳的心意已决,“我绝不会带着孩子回去的,我告诉他们等我死后,也不要把我的遗骨带回去,我再也不想听到那个地方了!对我来说,Bijeljina不存在了!”  采访她这么久,这是她第一次发怒。

    后来,她拿出一张自己过去的照片,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,“我曾经很漂亮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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